高尔夫收藏与历史之101 老北京的球场和俱乐部（I）

　　《中国早期高尔夫1870-1950》中文和英文版，经过笔者和克里斯托弗∙迈斯特（Christoph Meister）先生近10年的共同研究和努力，日前由香港Blacksmith Books出版社出版。

　　迈斯特是德国高尔夫收藏和历史学家、德国胡桃木球手协会会长。我们两人都是美国高尔夫传承协会（原收藏协会）会员，2017年通过电子邮件结识。迈斯特告诉我，他的外组母1916年8月11日出生在北京，在快50岁的时候爱上了高尔夫，接着为德国的高尔夫运动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为了纪念外祖母，迈斯特多年来对中国早期的高尔夫历史作了一些研究，完成了一些初稿和笔记。2019年9月18日，在欧洲高尔夫历史和收藏协会年会期间，我们在荷兰布赖恩贝克终于见面。两人一见如故，决定合作编著一本有关早期中国高尔夫历史的书籍。随后，迈斯特将他26页的英文研究初稿和借鉴文献发送给我。自2019年开始，在迈斯特初稿的基础上，笔者利用新冠疫情带来的闭门机会，详细查阅了上海出版的百年英文报纸《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北京出版的英文《华北正报》（North China Standard）、大连出版的英文《英满日报》（The Manchuria Daily News）、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40年代的英美和新加坡出版的英文报刊杂志、以及中文报刊杂志和网路信息等等。经过近五年时间的研究和编写，完成了300页的《中国早期高尔夫1870-1950》一书。

　　2023年，我和深圳正中集团和隐秀高尔夫俱乐部合作，在隐秀山居酒店，创办了中国首家高尔夫博物馆。博物馆的中国馆，即以本书研究史料为基础建成，展出了中国的28个对外开放口岸、近50家高尔夫球场和俱乐部的历史和文物。

　　《中国早期高尔夫1870-1950》共分27章，以当年开放通商口岸城市建设高尔夫球场和俱乐部的先后时间顺序排列，不包括香港和台湾。北京最早的高尔夫球场建于1900年，排在汉口、烟台（芝罘）、上海、天津、营口（牛庄）、厦门和宜昌之后，列为第八章。

　　据笔者研究，北京曾经先后出现过5个不同的高尔夫球场。第一个高尔夫球场在西便门外的五股道（现马连道北街），建于1900年；第二个在安东门外（感谢北京的冯端月先生指出笔者把安东门译成安定门的错误），建于1910年之前；第三个在西郊田村山，建于1920年；第四个在八宝山跑马场，建于1924年；第五个在南苑，建于1926年。

　　英国公使馆高尔夫俱乐部和西便门外球场

　　1900年，英国驻华公使馆在西便门外建设了北京最早的高尔夫球场，并成立了英国公使馆高尔夫俱乐部（British Legation Golf Club）。负责建设高尔夫球场的主要人士，是来自苏格兰圣安德鲁斯的奈哲尔∙奥立分特（Nigel Oliphant）。奥立分特在北京中国邮局工作，在北京使馆区遭受义和团围困后期，和一位海军陆战队上尉J以及一位锡克分队军官等三人，负责寻找空地，并建设了一座高尔夫球场。

　　奥立分特在1901年发表了《1900年夏季北京使馆区围困日记》（A Diary of the Siege of the Legations in Peking during the Summer of 1900），日记描述了西便门外球场的选址和建设过程。

　　1899年，奥立分特受到大清皇家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的邀请，到北京中国邮局任职。早在12世纪，奥立分特的祖先曾经救过苏格兰国王戴维一世，后被封爵。奥立分特出生在圣安德鲁斯，父母当时的住房，曾经是著名的苏格兰玛丽女皇（Mary Queen of Scots）当年到圣安德鲁斯打高尔夫球经常居住的地方。

　　1897年，奥立分特的弟弟戴维到北京，任英国驻华公使克洛德∙麦克唐纳（Claude MacDonald）的秘书，但不幸1900年7月在义和团的围困中丧生。来自高尔夫之家的奥立分特弟兄俩，无疑是高尔夫爱好者，在戴维去世前一个月，两人还在英国公使馆的草坪上建设了一座推杆果岭。1900年9月份，奈哲尔∙奥立分特和英国公使馆体育俱乐部的几位代表，在西城郊外亲手建立了北京的第一座高尔夫球场。《围困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

　　9月7日，奥立分特写道：“明天体育俱乐部将召开会议，讨论利用天坛的空地建设赛马、足球、高尔夫林克斯和其它运动场地的计划。我将努力设法建设一个高尔夫球场，并设置一个奖杯，纪念戴维。戴维如果在世，他一定也会全力支持开展高尔夫活动。我担心的是，在近来的状况下，考虑打高尔夫球的人不会多，军人们那边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感兴趣。明天看吧。”

　　9月9日体育俱乐部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一个体育筹备委员会，由两名文职和三名军人组成。奥立分特、J上尉和另一位待选的锡克队军官，组成高尔夫委员会。委员会决定尽快开始球场的选址和建设，奥立分特将写信询问高尔夫器具何时可以到达北京。

　　9月11日，奥立分特在日记中写道，J上尉今天告诉他：“在西城外发现了一处场地，非常适合建设高尔夫林克斯”，两人决定周四去考察一下，“我希望能够尽快把球场建好” 。

　　9月13日，奥立分特和J上尉清晨7:30分出发，骑马大约半小时，来到第一锡克分队的食堂用了早餐。之后，两人骑马来到开洞城墙（Hole in the Wall）、现在叫英国门（British Gate）的地方，穿过之后不久便到达了目的地。“这片空地大约1.5英里长，70-150码宽，草坪极好，还有一些天然的障碍，我们准备建一个18洞球场，当然首先建9洞或12洞。”返回时，他们到Chifu宫看了一下，宫殿已经遭到抢劫，未能维修。两人在锡克队食堂见到另一位委员会成员C，三人商定周日再一起到目的地，商议建设球场。

　　9月16日，三人再次来到场地，对18洞球场进行了规划。日记写道：“当果岭建好之后，应该成为一个不错的球场。”次日，三人早5:30分出发，到球场挖好了几个球洞，并准备了发球台沙箱。

　　奥立分特于9月30日离开北京，他在日记里写道：“很开心已经把高尔夫球场的工作开了个好头，球场应该是华北的一个很好的球场。真心希望球场能够成功开办和发展，那样的话，我可以为在北京引进了人类文明活动之一而感到自豪。”

　　根据奥立分特的描述，这个简易球场在“西城外”，骑马要“半个小时”以上到达，离“开洞城墙”或“英国门”不远，途中经过一个“Chifu”宫。冯端月在2025年9月30日发表的“北京高尔夫初期发展历史的探索与发现”一文，指出：英国门指“大英国门”，即当年英国使馆区受困于义和团的攻击，在城墙上开洞而成。他同时指出，Chifu宫是祈福宫，白云观的别称，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补遗。据笔者分析，球场地址应该在西便门外今天马连道北街的位置。

　　安东门外球场　

　　北京的第二座简易高尔夫球场建于1910年之前，地点在安东门外不远的平地上。安东门为辽南京城东垣北侧的城门，故址位于烂缦胡同北口西侧与广安门大街交接处。早在1860年代初期，在英国公使馆和大清海关实习的翻译学生们，就曾在该地举办过赛马。球场离欧洲租界不算远，但要乘坐人力车或骑马经过漫长的土路到达。英国著名的高尔夫专栏作家和业余球手伯纳德∙达尔文，在一篇《远东的高尔夫》（Golf in the Far East）文章中，曾经生动地描述了安东门外球场打球的情景。文章发表在1910年1月的《C.B. 弗莱杂志》（C.B. Fry’s Magazine）上， 并配有画家汤姆∙布朗（Tom Browne）绘制的素描插图。

　　冯端月指出，达尔文文章的上述插图中的城门，不是早已消失的安东门，而是宣武门。

　　达尔文写道：“安东门外球场十分粗糙，建在了老百姓的白菜地附近，果岭为泥土地。打球者为了寻求刺激，几乎每天变换球场的设计。球手开球时千方百计地设法避开沙坑，将球开到离球洞更近的地方。“当你把球成功开上果岭时，对手为了避免犯错误，把球开向沙坑右侧，但球可怕地左旋，落在远离果岭之外。正当你兴高采烈地庆幸你的运气，雄赳赳地走向果岭，却突然发现，昨晚不知谁把一堆杜鹃花倒在了离洞只有5码的地方，你的球落在了花堆正中，毫无任何希望能够打出来。”

　　达尔文说，在安东门外球场打球，不允许破坏白菜，增加了打球的难度。“高尔夫不是农业，”达尔文写道，“白菜地绝对是界外，如果你破坏了白菜，当地的农业人士会追究你破坏农产品的法律责任！”打球还会碰到其它困难，比如要随时避免打到穿过林克斯球场的骆驼运输队和马匹，蒙古人通过这条道路，将马匹送往北京销售。

　　达尔文最后指出，在北京打高尔夫，另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是沙尘暴。“对那些习惯待在家里的英国人来说，他们肯定读过如迪亚德·吉普凌（Rudyard Kipling）《假清晨》（False Dawn）的故事：由于北京沙尘暴的弥漫，一位绅士求婚时认错了小姐！ 沙尘暴到来时，比赛不得不暂停，球员到处找低洼之处或者土墙后躲避。好在北京球场在举行比杆锦标赛中，如果遇到沙尘暴，寻求躲避并不会被取消比赛资格。”

　　（未完待续。本文源自《中国早期高尔夫1870-1950》一书“北京”一章，内容和图片有增减。）